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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他的死,能让我们堕落

发布时间 :  2019/10/25 14:26:47

本文为今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布劳提根诗选》译后记,原标题为《只有他的死,能让我们堕落》。《布劳提根诗选》收录了美国诗人布劳提根的九十多首代表性诗歌,包括《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河流的回归》《避孕药与春山矿难》等。

《布劳提根诗选》封面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将认同我的观点:近三十年来,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中国不经意间得到了他。

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一个出生于华盛顿塔科马,以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为家的美国诗人、小说家,倒在二层阁楼木地板的时候,正是1984年尚觉溽热的九月之末。子弹掀翻了他的后头盖骨,那沉闷的枪响在他最后的意识里转瞬即逝。苍蝇聚集,往他的伤口处产卵,尸体开始腐烂。几乎一个月,无数朋友尝试电话联系他,但无人接听,只剩答录机里的声音单调重复。十月初,邻居被厨房里开到最大音量且日夜不息的收音机所扰,敲门,无应答,于是找到电闸,掐掉了房间的电。布劳提根的家变得一片漆黑。他曾经提到十月可能要去蒙大拿狩猎。那正是狩猎的好时机,黑熊、狼和麋鹿在山野里成群出没。答录机的电池电量渐渐耗光,诗人最后的声音仿佛一串气泡,来自水底,并最终消失在黑暗深处。

直到10月25日早上,老朋友、商业捕捞人鲍勃·君施(Bob Junsch)和他的水手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受人之托,来到布劳提根的小屋查探情况。独户小屋临山坡而建,安静异常。君施在山坡上,透过一段不带窗帘的窗户,瞥见屋内的地板上似乎流有液体,还看到了一只阿迪达斯模样的鞋。不祥的预感,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中升腾。

厨房门紧锁。君施在吉姆·奥尼尔的协助下爬上二楼。他猛地拉开没有上锁的两扇落地玻璃门,几乎被一股恶臭冲倒。苍蝇如云,脚下无数的蛆蠕动着,一具尸体躺在床边的角落里。布劳提根的面部特征消失了,颅骨上现出可怕的洞。所有皮肤都变成黑色。蛆爬到了三十英尺以外的地方。眼镜的一条边框弯折,另一边的镜片则不见了。同时,奥尼尔在楼下发现电被断掉了,他推上电闸,厨房的收音机音量瞬间又放到最大,尖利刺耳,那种声音就回荡在令人作呕的空气之中。

警察很快到来。他们查看了尸体旁的手枪,镀镍的左轮手枪,装着五颗实弹,在地板上留下一个空弹壳。死者的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纸币,以及一些零钱。浴室里发现了各种处方药:三瓶安眠药,一瓶抗抑郁药,以及医用管、外用药膏,还有三包杜蕾斯安全套。

尸体搬运车下午来了。这是警察今年在马林郡发现的第九具无名男尸。编号9,装袋,抬上车。尸体搬运车很快离开了旧金山波利纳斯梯田大道6号。1956年布劳提根移居这里后,卷入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活动。在1960年代中后期,“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像燃烧弹一样,以光焰划破这座城市的夜空,因小说《在美国钓鳟鱼》(Trout Fishing in America,1967)而渐受瞩目的布劳提根,成了这场运动中最闪耀的明星之一,而他藏身的海边小镇波利纳斯则被他称为“嬉皮士的天堂”。但现在,他的居所周围拉上了黄色警示带,房屋被官方查封。

布劳提根的 小说代表作《在美国钓鳟鱼》

警察无法确定死者就是布劳提根。他的邻居吉姆·齐诺(Jim Zeno)告诉警方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定是不是布劳提根,那就是看他的阴茎。布劳提根曾经告诉当时的嬉皮士朋友们,多年的疱疹使他的阴茎布满圆形硬块和脊线。他开玩笑地将其称为“内置的波纹安全套”。

第二天早上,验尸官对编号9的无名尸体进行了病理解剖。没有发现内出血的痕迹,在肋骨、胸部和脊柱上也没有发现外伤。此外,虽然胸腔、腹腔中的器官已所剩无几,但与警察的推测相反,外生殖器竟依然可辨。然而,警察最后还是通过对比牙医提供的四张X光照片,确定死者就是布劳提根——那位小说《在美国钓鳟鱼》在美国售出三百多万册,被他的朋友们称为“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的人。

坏消息传得很快,朋友们都颇为震动。虽然他移居波利纳斯之后,与朋友们联系少了,甚至近几年显得有些离群索居,但依旧有很多朋友在挂念他。他的朋友约翰·弗赖尔(John Fryer)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愤怒,他说:“理查德找到了一种迅速伤害他的朋友的方式。”

布劳提根

警察对布劳提根的死因展开了调查。

有朋友说,布劳提根提到过一些波利纳斯的女诗人曾经让他卷入某种阴谋。社区里散布的谣言还说布劳提根曾对也生活在此处的越南老兵报以鄙视性评价,还听说曾有愤怒的退伍老兵提着枪来找布劳提根麻烦。不过有朋友说此事早已了结。

警察给布劳提根在蒙大拿的律师打电话。律师说他最后一次与布劳提根通话是9月13日,布劳提根向他咨询售卖在蒙大拿的房产的事情。他暗示布劳提根曾经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筹钱,布劳提根已经抵押了他在蒙大拿松溪的房子。他还提及布劳提根酗酒,但没有听说他要自杀。对于布劳提根喜欢大口径枪支,他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布劳提根多次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开枪,地板上留下了不少弹孔。

此外,布劳提根的朋友大卫·费切海默(David Fechheimer),就是叫鲍勃·君施去查看布劳提根房间的那个人,告诉警察如果布劳提根死于自杀,他不会惊讶。因为布劳提根长期以来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布劳提根曾七次访日,每次均停驻数月,其1978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June 30th, June 30th)几乎成了他的日本旅行日记。即使他从日本回到旧金山,也喜欢暂时住在日本人社区的旅馆。此外,他1977年第二次日本旅行时认识的坂上明子更是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而在日本,众所周知,自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布劳提根唯一的女儿艾安西·斯文森(Ianthe Swensen)的证词,似乎确证了布劳提根自杀的可能性。她提到他的父亲陷入了经济困难,身无分文,最近他不惜变卖最后的房产并开始借钱。而且他的父亲已经意志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五年他酗酒严重。他还常说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能活那么久,扬言要用一把枪结束自己。他们之间最后一次通话已经是三四个月之前的父亲节了。

还有一位朋友告诉警察,他最后一次和布劳提根电话时,布劳提根说自己前一晚吃了过量的安眠药,但依旧没有效果。更遥远的消息说,布劳提根二十岁的时候,曾因为扔石头砸警察局,被送入俄勒冈州立精神病院,诊断为偏执狂精神分裂症,并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即离家出走。

似乎一切都那么明朗,人们只需默默地接受。但在10月27日,即布劳提根尸体发现的第三天,关于布劳提根之死的一篇文章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文章将其称之为“跌出流行圈的1960年代的文学偶像”。同一天,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则说,“在之后(指1960年代)的岁月里,布劳提根被公众和文学批评界不公正地抛弃了,他开始情绪低落,并开始酗酒”。而知名编剧沃伦·欣克尔(Warren Hinckle Ⅲ)在一篇名为“布劳提根:长空的坠落”(The Big Sky Fell In on Brautigan)的文章中,以“被蒙大拿荒野包围的私人飞机”等句子,暗示布劳提根在一种“男子汉气质的竞争中”被摧毁。

人类对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关的事物,是如此着迷。

关于布劳提根之死,一家报纸的报道完全抄自美联社,但大量删节,并以“嬉皮士作家死亡”为大通栏标题,博人眼球。《俄勒冈人报》的报道也主要引自美联社,但把它仅仅当作一则讣文。一贯以稳重著称的《纽约时报》对此显得更为谨慎,甚或是犹豫,他们把这则消息放在了天气预报的上面,分类广告的前面,内容寥寥数笔:一具尸体昨天在加利福尼亚波利纳斯的一座房子里被发现,死者据信是堂·吉诃德式的反文化诗人、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

旧金山本地的报纸,诸如《纪事报》《观察者》,都是在美联社报道的基础上扩展。有报纸在提及布劳提根之死时,错误百出。当然,还有诋毁。在《观察者》上撰文的诺曼·梅尔尼克(Norman Melnick)如此写到布劳提根:“显然,他没有读完高中……《在美国钓鳟鱼》是一部写于旧金山嬉皮士盛行时期的作品。”随后,差不多所有报纸文章都引用小说家、剧作家汤姆·麦葛尼(Tom McGuane)的话:“当1960年代结束,布劳提根就成了与洗澡水一起被泼掉的小孩。”

关于布劳提根最令人惊讶的新闻报道,在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引爆。从旧金山的电视上看到布劳提根的死讯后,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大卫·佛尔斯顿(David Folston)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身在布劳提根出生地塔科马的母亲玛丽·卢·佛尔斯顿(Mary Lou Folston)。他母亲告诉报纸说他们经常通信,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超过二十八年没有联系了。平静地,骄傲地,她回顾了布劳提根的童年,以及他1969年后日益被全国瞩目的名声。而这一切,那个日后将被称为“理查德·布劳提根的父亲”的人却并不知情,他甚至毫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竟然还有个儿子。当布劳提根的姨妈伊芙琳·福杰兰德(Eveline Fjetland)打电话给七十五岁的退休工人伯纳德·布劳提根(Bernard Brautigan),告诉他他儿子死在了波利纳斯的时候,老布劳提根回答:“谁是理查德?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五十年前,当玛丽·卢·佛尔斯顿离开他时,并没有告诉他她怀孕了,而且她已经与另一个男人暧昧不清。

布劳提根至死都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而一位又一位近于匿名的继父们,陆续穿过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布劳提根对贫困的童年讳莫如深,不断说起的只是一段去塔科马城里寻找父亲的记忆。在一家理发店,带着依恋、崇拜的目光,布劳提根慢慢接近那个据说是他父亲、满脸都是剃须泡沫的男人。当他介绍完自己,那个陌生男人将他拎了出去,但给了他一个闪亮的大银元,叫他拿着去看电影。他还对女儿艾安西说起第二次遇到父亲,是他七岁的时候,在他妈妈当收银员的饭店之外。他父亲偶然到来,将车停在了他玩耍的人行道附近。父亲和他打招呼,并给了他五十美分。然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这一切之后,他的童年与梦就一起真正地结束了。

1952年,一个叫迪克·波特菲尔德(Dick Porterfield)的十七岁少年,在尤金一座用柏油纸搭建的小屋里开始写诗。屋外是小镇里最差的街区,常陷于一片泥泞,但他经常敲击打字机直至深夜。一年前,他就已把写作当作了毕生的事业,他的偶像是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不停地谈起海明威,并且在一首名为《争吵》(Argument)的诗里记录了自己曾在梦中与海明威进行了“可怕”的争吵,因为“他(海明威)认为他是一个比我更好的作家”。二十岁的时候,波特菲尔德忽然又不想写诗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为什么诗人会停止写诗?我觉得其原因就像风为什么会在晚上停下来一样。”但事实上,这个此刻使用继父的姓氏,同年12月在高中校报发表了第一首诗《光》(The Light)时署名“理查德·布劳提根”的男孩,从未停止过写诗。

1956年夏天,经过很多内心的波折和身体的劳顿,布劳提根终于抵达了旧金山。为此他谋划了很久,甚至彻底放弃了一次痛苦的单恋,以及从此断绝了与家庭的联系。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旧金山,这座远离美国东海岸政治文化中心的太平洋海滨城市,逐渐酝酿着一场以诗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和诗人、剧作家麦德兰·格里森(Madeline Gleason)为中心的风暴——“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这场风暴的初期涌现出了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杰克·斯派瑟(Jack Spicer)、罗宾·布拉瑟尔(Robin Blaser)、劳伦斯·费尔林希提(Lawrence Ferlinghetti)等诗人、作家,后来又有加里·施耐德(Gary Snyder)、迈克尔·麦克卢尔(Michael McClure)、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和卢·威尔奇(Lew Welch)等新秀出场。罗伯特·邓肯、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1950年代初任教于北卡莱罗纳州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还形成了美国当代诗歌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黑山派(Black Mountain poets)。这场风暴还在继续,它的顶点是擦亮了一个本来起源于纽约的文学群体——“垮掉派”。1955年11月7日,在旧金山的六画廊(Six Gallery),东来的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其他后来成为“垮掉派”主要成员的诗人们举办了一场读诗会,当晚金斯堡朗诵了其振聋发聩的诗作《嚎叫》(Howl),从而宣告了“垮掉派”的诞生。“垮掉派”迅速成为整个西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人反叛的文化标志。

初到旧金山的布劳提根经常参加在“地点酒吧”(the Place)举行的周一“长舌者之夜”(Blabbermouth Night)活动。那是一个诗人、作家、艺术家的聚会,可以公开发表意见,或者纯粹是为了赢得当晚的奖品:一瓶香槟。布劳提根经常站在屋里的楼梯上朗诵他的诗歌。但除了朗诵,他总是沉默寡言,双手藏在口袋里走来走去,好像是躲着其他人。有人将他这种不合群的状态比喻为“一架生锈的打谷机”(a rusty threshing machine)。与他同时出现,并经常上台朗诵的还有金斯堡、加里·施耐德、迈克尔·麦克卢尔、鲍勃·考夫曼(Bob Kaufman)等一年前已经为美国带来响亮新声,日后更是名满天下的诗人们。布劳提根迅速卷入“垮掉派”的人际圈中,并被认为是“垮掉派”的成员之一。1965年12月5日,由拉里·基南(Larry Keenan)在著名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门前拍摄的系列照片“‘垮掉派’诗人与艺术家的最后聚会”(The Last Gathering of Beat Poets & Artists)中,我们都能看到离金斯堡不远处布劳提根高大的身影,虽然他个人从来都否认自己是“垮掉派”的成员。

这并不稀奇,因为很多被认为是“垮掉派”成员的人都否认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比如劳伦斯·费尔林希提。但“垮掉派”的很多成员不喜欢布劳提根的写作风格,也不欣赏他试图发展一种“散文风格的诗歌”的努力,虽然他们欣赏他的写作中偶尔出现的令人惊讶的幽默。此外,除了加里·施耐德和迈克尔·麦克卢尔等少数人,“垮掉派”的成员对布劳提根也不算友好。金斯堡曾把布劳提根称之为“神经过敏的讨厌鬼”(neurotic creep),而“城市之光”书店的老板,后来出版过布劳提根诗歌以及《在美国钓鳟鱼》部分章节的劳伦斯·费尔林希提则一直认为布劳提根“尚未发育为一个完整的作家”。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这个十七岁开始就立志成为作家的人,在旧金山一步步实现了他的梦想。来到旧金山不久,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至去世前,布劳提根的作品包括十本诗集,十一本长篇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四本选集,数部非虚构作品,以及一本诗歌录音唱片。他去世后,还有一本新发现的早年未刊稿被整理出版。

布劳提根的第一本诗集《河流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ivers),出版于1957年5月,只包含一首诗,限量印刷一百册。这首诗被分为左右两部分,单面印刷在一张大纸上。布劳提根和第一任妻子弗吉尼亚·迪翁·阿尔德(Virginia Dionne Alder)以及诗人罗恩·洛文孙(Ron Loewinsohn)将其折叠后包上黑色卡纸,再将印有“地狱出版社”(Inferno Press)字样、旁附布劳提根签名的纸质标签,贴在黑色卡纸上作为封面。这本诗集的含量、印数和装帧令人侧目,之所以被认为是“诗集”,是因为它得到了莱斯利·伍尔夫·赫德利(Leslie Woolf Hedley)经营的“出版社”的支持,并使用了包装材料。更重要的是,这是布劳提根参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的开始。日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成为了布劳提根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延伸,极大地扩展了诗歌写作的“形式”的边界。

1958年5月至1967年4月,布劳提根又陆续出版了《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The Galilee Hitch,1958)、《躺大理石上喝茶》(Lay the Marble Tea,1959)、《章鱼边境》(The Octopus Frontier,1960)、《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1967)等四部诗集。这些诗集包含大量历史、文学的叙事,并与他之后的大多数诗一样,有意模糊了诗歌与散文的边界,并将这种变异侵入小说的领域。或者可以说,布劳提根的写作以“诗意”的展开为核心,将诗歌、散文、小说整合在一种称之为“布劳提根风格”的新事物中。这种文体企图先让诗歌散文化,再让小说“散文式诗歌化”,继而让诗歌小说化。“布劳提根风格”在小说上的集中体现就是1967年出版的《在美国钓鳟鱼》,而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就是1968年出版的诗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The Pill Versus the Springhill Mine Disaster)。以上四本诗集中不少诗被再度收入其中。

在布劳提根所有诗集中,《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最为著名,是作者的标志性作品,也可视为当代美国诗歌的巨大收获之一。虽然1967年出版的《在美国钓鳟鱼》,使他作为“小说家”迅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名声。但一年后出版的这部诗集中,除“布劳提根风格”之外,短小精悍的“性爱诗”大量出现,成为了读者辨识布劳提根的重要标志,也使之在美国197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诗人中间独树一帜。与《嚎叫》《裸体午餐》(Naked Lunch)等涉及吸毒、纵欲、暴力等主题,且因内容上所谓的“低级”“下流”而引起法庭注意所不同,布劳提根的作品即使不断描写“性爱”,不断出现两性的身体器官或者是做爱过程的隐喻,但其在整体上并“不淫”,反而是“以使用幽默和情绪推动一种独特的包含希望和想象力的画面而著称”(约翰·巴伯[John F. Barber]语),从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中“好色而不淫”的诗歌孤岛。例如,诗集同名诗《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将女性口服“避孕药”,将精子在阴道中杀死的过程,比喻为一场“矿难”(mine disaster),可谓令人击节的奇思妙想。

除此之外,布劳提根的这些诗还受日本俳句以及海明威极简主义文体风格的影响,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挑战着写作技艺的新高度。在布劳提根的早期诗歌中,十至二十行的诗歌占多数,二十行以上的诗歌也不罕见,但从1968年出版的诗集《请你种下这本诗集》开始,基本都是十行以内。《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收录的首次发表的三十八首诗中,只有七首超过十行,最长的不过十八行,最短的只有三行。而在非首次收录的六十首诗里,十行以内的诗也占一半。此外,他还创造了一种“只存诗题、不存正文”的诗歌形式。这种零行的诗歌,借助诗题与诗集中其他诗歌形成的空间感或互文关系,而保有强大的诗意。有评论家说得好:“因为人类想象力的存在,形式从来不是艺术的局限,而是艺术家借以开疆拓土的座下良驹。”文本形式对行数和字数的限制,必将逼迫诗人驱动想象力,增加诗歌内在肌理的密度,加强语言的弹性和歧义性,拓宽诗歌的空间感,并最终将诗歌整体引向更大范围的隐喻和象征。

《请你种下这本诗集》中文版

1968年,布劳提根出版了他那本独具特色的诗集——《请你种下这本诗集》(Please Plant This Book)。这本诗集收录了八首诗,印在八个种子袋(四种花卉,四种蔬菜)上,装进一个文件夹里。每个种子袋的正面印制诗歌,诗题与袋中所装种子一致。种植指南印制在袋子的反面。印有诗歌的种子袋可以直接种进泥土。此诗集印制了五千份,皆为免费分发。它是布劳提根参与诗集装帧设计与制作的延续,也是其写作精神“形式就是内容”的绝佳体现。2016年5月,独立文化品牌 “联邦走马”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复制了该诗集,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

此外,《隆美尔驾车深入埃及》(Rommel Drives on Deep into Egypt)出版于1970年,《用干草叉装填水银》(Loading Mercury with a Pitchfork)出版于1976年。前者包括了八十五首诗,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呈现的风格进一步稳固,其杰出程度可与之并驾齐驱。后者非常特别,其收录诗歌九十四首,由八个有名字的部分组成,且以“乌鸦”为主角贯穿始终,可以视为在《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包含九个部分,各有标题,共同呈现波德莱尔不断变幻的形象)之后,布劳提根对诗歌结构的第二次探索。只是这次的探索更深入和复杂,以及更混沌和迷人。《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June 30th, June 30th)出版于1978年,收录了七十七首诗,是他最后出版的一本诗集。这些诗写作于1976年4月13日至6月30日之间,与他的日本旅行同步,几乎就是旅行记录,因此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显得更清晰、动人。

10月28日,没有举行正式仪式,也没有通知他的父母,布劳提根的尸体在加利福尼亚的“快乐之山”火葬场(Pleasant Hills crematory)火化。如同诗歌中必须出现的某种隐喻,布劳提根的手和上下颚被当作证据封存,等待进一步检验,而它们最后都不知去向。

布劳提根的骨灰存放在一个日式的骨灰罐里。一年多前,临去欧洲和日本时,布劳提根交给朋友保存的一些物品中,除了枪和渔具,就是这个骨灰罐。死后三十年,他的骨灰依旧没有安葬。这个日式骨灰罐与一瓶清酒一起,被安放在他女儿在圣罗莎家里的梳妆台最高一层的抽屉里。一根板条钉在墙上,以防装骨灰的抽屉被拉过头。

在布劳提根从一具发黑的尸体变成一捧骨灰的同时,报刊关于布劳提根的故事依旧会零星出现。《时代》杂志于11月5日刊载了布劳提根的死讯。《纽约客》漫画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发表未署名文章,说布劳提根“有一种发表荒谬言论的嗜好,类似于1920年代在巴黎年轻的达达主义者们精心编造的令人严肃对待又觉得好笑的那种愤怒”。而前辈艺术家西摩尔·劳伦斯(Seymour Lawrence)更是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独创,官方声明》(An American Original, an official statement)的文章赞美布劳提根。他说:“布劳提根是出版界之福……布劳提根是一位完美的工匠,不仅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同时还表现在排版上、设计上、夹克艺术上、广告文案上。他深度介入他的书的任何一个细节和任何一个方面。他拥有一双从无偏失的眼睛,而我们给予他很少作家能享受的自治和活动范围。……他是一位在马克·吐温的传统中出现的别开生面的美国作家,他称得上是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只有他的死,能让我们堕落。”

布劳提根之死,随着他肉体的消逝,似乎鲜有人再提起。在美国,虽然他的书在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但文学评论界对他逐渐冷淡,他似乎成了文学史中一笔带过的人物。而且,对他评价的转向,在他生前的十年左右已经发生,并被认为是他心情沉郁、自戕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东方,慢慢地,很多人成为他的读者、知音,以及学生。面对他的诗歌和小说,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深深着迷。

在日本,从1970年代至今,布劳提根持续保持着影响力。1975年,包括《在美国钓鳟鱼》在内的四本小说被日本翻译家藤本和子翻译为日文,从而影响了很多日本作家。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柴田元幸说:“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放下了对(美国文学)作者和角色的崇拜之情,开始以平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感到书中角色的言谈终于和真实人物类似了,而且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嗜好和怪癖。”【1】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从《在美国钓鳟鱼》开始,就很喜欢布劳提根,这直接影响了他1979年出版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且听风吟》获得日本有名的纯文学杂志《群像》设立的“新人奖”时,评委之一、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就指出《且听风吟》的风格深受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和理查德·布劳提根等当代美国作家的影响,认为其小说是学习美国作家的成功范例。【2】而在2011年12月23日《纽约时报》的专访里,村上春树曾把布劳提根与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F.斯考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库尔特·冯内古特并列在一起,称他们为自己“一生中反复阅读的一群二十世纪美国作家”。此外,网络上流传的村上春树推荐的“书单一百本”,其中就有布劳提根的《在美国钓鳟鱼》和《避孕药与春山矿难》。据说这个书目全部来源于村上春树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对话中所提及的书目,如果不特别置于批评的位置,无疑是村上春树心仪对象的反映。1976年至1984年之间,布劳提根七访日本,每次都停留一个月以上。1983年5月底,他还接受了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邀请,在日本各城市进行巡回演讲。这从侧面也似乎印证了一种说法:他频繁去日本,很大部分原因是依靠他在日本受欢迎的状况,来弥补了他在美国本土受冷落的境遇。

1975年,《在美国钓鳟鱼》在日本出版之后,曾有出版商想请诗人、翻译家池泽夏树来翻译布劳提根的诗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布劳提根还就此与朋友做过讨论,但没有下文。这本诗集直到1982年才出现水桥征翻译的私印本,并延后到1988年方正式出版。他死后七年,也就是1991年,诗集《隆美尔驾车深入埃及》在日本出版。除此之外,他的诗集再无日文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的十一本小说(其中一本死后出版)中,有八本在他生前已在日本出版。由此大概可见在布劳提根生前,日本的读者主要聚焦于他的小说,他的影响力也主要停伫于此。

然而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只不过这种景观要推迟差不多二十余年。目前可见的资料显示,布劳提根第一次在中国被译介,是在1984年7月由《世界文学》编辑部和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印制的《美国当代文学》(内部发行本)中。原书名为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由美国桂冠诗人、学者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Gerard Hoffman)主编,哈佛大学1979年版。在由约瑟芬·韩丁(Josephine Hendin)撰写的“实验小说”一章中,在短短的两段不到九百字的篇幅内,提到了布劳提根的短篇小说集《草地的报复》(Revenge of the Lawn)和《在西瓜糖里》(In Watermelon Sugar)、《在美国钓鳟鱼》,并说:“布劳提根是醒悟过来的人们的代言人,想通过混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地位、财产及抱负上的种种限制来减轻焦虑。”而在丹尼尔·霍夫曼本人所撰的关于诗歌的三章长文内,布劳提根不着一字。

布劳提根之名第二次在中国被提到是在1986年第3期的《当代外国文学》上,钱青写作的《六十年代美国的探索性小说》一文,举布劳提根的小说《从大苏尔来的邦联将军》为例,介绍“叙述者以多种可能作为小说结尾”。同一作者在1987年的《世界文学》第2期发表《当代美国试验小说的技巧》一文,介绍1960年代“片段小说”在美国“十分时髦”,其列举以这种方式写作的作家中就有布劳提根之名。1987年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还发表冀平评介查尔斯·卡拉梅罗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专著《没有水银的镜子》的文章,认为查尔斯·卡拉梅罗另辟蹊径,选择常常被人忽视的实验性作家来分析后现代主义的作品, 其中就包括布劳提根的《在美国钓鳟鱼》。此外,1988年第2期的《美国研究》上。由施咸荣撰写的评介新出版的《哥伦比亚版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的文章中,提及英国教授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将布劳提根与库尔特·冯内古特、约翰·巴思(John Barth)、品钦(Thomas Ruggles Pynchon)等人的小说称之为“自我反照小说”(self-reflexive fiction)。1989年7月,布劳提根的诗歌首次被译成中文。号称网罗了美国现当代所有重要流派和几乎所有重要诗人的《在疯狂的边缘——美国新诗选》(彭予编译,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书,收录布劳提根《在一家咖啡馆》《对弈》《在下降的电梯里》等三首诗。诗人简介中如此说道:“布劳提根是一个垮掉派诗人,诗作不多,但很有特色。他的诗短小、轻松、自然,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构思新颖奇特,富于想象力,以洗练的形式和冷峻的含蓄著称,这一风格曾经一度在美国大学校园十分流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布劳提根之外,入选的另外3位垮掉派诗人分别是:艾伦·金斯堡、加里·斯纳德、格雷戈里·科索。他们都对中文诗歌读者来说,几乎如雷贯耳。之后十二年,布劳提根的名字还在中国两次被提及,但不是作为淹没于作家群中的一个名字出现,就是寥寥的不着墨痕的一笔。这种状况的改变一直要等到下一个世纪的最开始处。2000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伟庆翻译的《在西瓜糖里》。此书作为“美国后现代名作译丛”中的一本,印数五千册,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提供版权和资助。作者名被译为“理查德·布朗蒂甘”,显然译者并不知道作者已经在中文世界里被译介过。2002年03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王腊宝《走向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一文,其中提到,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文学则始于欧文(Washington Irving)终于后现代主义的‘三B’ (Barth,Barthelme,Brautigan)”。作者未提供“三B”的中文译名,但应该指约翰·巴思、唐纳德·巴塞尔姆、理查德·布劳提根。

到布劳提根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年后的2004年夏天,我在“黑蓝诗歌论坛”里首次读到了署名“老哈”所翻译的一些布劳提根的诗作(翻译时间不早于2004年1月),作者闻所未闻,但诗却至少有三点吸引我:第一,简洁的文字中无处不在的精妙隐喻,且这些隐喻与“现代生活”几乎同步;第二,作者与“垮掉的一代”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他是一个死者。我从英文网站上下载了他很多诗歌。这些诗歌分别来自以下诗集:《躺大理石上喝茶》《避孕药和春山矿难》《隆美尔驾车深入埃及》《用干草叉装填水银》《6月30日,6月30日》。诗集荒诞的名字再次吸引了我,我预感在这些名字之下的诗句里肯定还潜藏着更多让我惊喜的东西。加上我对老哈所贴出来的几首诗的翻译并不满意,于是决定自己动手。2004年9月,我曾一夜一口气翻译了十四首,同月“诗生活”网刊里就出现了我和老哈的翻译。更令我意外的是,《诗歌月刊》2004年第12期以“美国现代诗人布劳提根诗选”为题,一口气发表了我翻译的二十五首。

截止2006年底,我已翻译了以上诗集里的多数诗歌。之后似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提到布劳提根,直到2007年9月21日第一期“在南方”沙龙上,我作了题为“美国诗人布劳提根的诗歌及生平”的主题报告。2009年5月我把布劳提根的诗歌翻译稿给翻译家汪剑钊看,他决定将之推荐到《江南诗刊》的翻译专栏去发表,并嘱咐我要写几千字布劳提根的生平介绍。因为那时我对布劳提根的生平了解非常有限,所以最后不了了之。直到2012年6月,我向杭州的友人Y提到了布劳提根,他鼓励我继续翻译布劳提根,于是我在一年内陆陆续续将布劳提根剩余的几本诗集全部粗译完毕。2013年中,我把译稿拿给彼时就读于复旦大学翻译系的“复旦诗社”社长陈汐看,他也颇为布劳提根迷醉,于是我就邀请他一起来校译布劳提根。我们工作的成果最后打印成了厚厚的一本《布劳提根诗全集》。又过一年,青年小说家李唐看到我们在翻译布劳提根,送我们布劳提根的小说《在美国钓鳟鱼》的英文原版书,希望我们有空也将它翻译出来。我和陈汐分工合作,每人一半,互校互查,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粗译。之后的两年,我们多方联系购买布劳提根的版权,或给布劳提根的版权代理商,或给布劳提根的女儿发邮件,都石沉大海。在这期间我们至少将我们的翻译发给过杨小滨、王家新、吴盛青、廖伟棠、余西等师友看,还得到过齐冉(Kieran Maynard)、康凌、洛盏、禹磊等朋友的帮助。在复旦诗歌节的活动中,诗人王家新老师忽然游离开主题,说他在飞机上一口气看完了我和陈汐翻译的《布劳提根诗全集》,出乎意料地好,令我们非常受鼓舞。而诗人、学者杨小滨老师的推荐语如此说道:

布劳提根的诗在中文世界里介绍较少,肖水、陈汐的译本无疑填补了一项极为重要的空白。就这个译本来看,布劳提根的诗有以下几个令人推崇的方面:1)对日常性、想象力和文化意蕴的出色融合;2)语言举重若轻,在貌似常态的言说中注入了微妙而独特的陌生化效果;3)充满了戏剧化的内在张力,多重声音的穿插叠加增强了诗意的复杂度。肖水、陈汐的翻译完美地把握住了布劳提根诗的诗意精髓,这一本可以说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好的译诗集(没有之一)。

时任美国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中国文学副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教授的吴盛青老师说:

作为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著名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因《在美国钓鳟鱼》而创立了“布劳提根风格”,成为美国反抗主流文化的偶像级人物。布劳提根的诗名长期为其小说家的名声所掩盖,肖水、陈汐所翻译的《布劳提根诗全集》系首次向中文读者全面展示这位卓越小说家同样杰出的诗才。这些诗歌不仅填补空白,让读者进一步触摸“垮掉一代”的精神氛围,熟悉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对诗歌的形式与语言的开拓性的努力,将会对中文语境中的诗歌爱好者有深远的借鉴与启发的意义。评论家Robert Kern,将布劳提根的诗风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并提,称之为“原始主义的诗学”(poetics of primitivism),指从日常生活与物体中汲取写作素材,以一种近乎裸露地面对语言的姿态,书写复杂的人生直觉、生存感受。诗人早年常站立在加州“叛逆”的小城伯克利的街头发放自己的诗作, 而诗集《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在1968年的出版为其赢得了诗人的声望,其中俳句式的短诗《避孕药与春山矿难》已成经典。戏谑、反讽、口语化、拒绝深度已构成他风格的标签,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诗歌中的精彩譬喻,展示挫败的现实人生与奇诡的想象世界之间的张力。受意象主义、日本文化与法国象征派的影响,他那些广为流传的情色意味浓厚的诗歌,徘徊在大开大阖、腾挪跌宕的想象与漫不措意的玩笑之间,这些想象迷宫将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与震荡。后期的诗作多涉及社会批判,对日常生活的峻切的描述。互文与虚构成分的使用,模糊了诗歌与其他文类(散文与虚构作品)的边界,有些诗作更是近乎微型小说或是日记,这些特征成就了布劳提根在文学史上作为后现代主义开拓者的地位。由肖水与陈汐两位年轻诗人合作翻译的这部诗集,传神达意,行文措辞再现了原作的风格与精神气息。

直到2016年3月3日,我很偶然地向“联邦走马”的创始人恶鸟提及我和陈汐翻译了布劳提根的几乎所有诗歌和小说《在美国钓鳟鱼》。我以为他不知道布劳提根是谁,不想他竟说自己早就是布劳提根的忠实读者,并愿意尽快去促成出版。事情进展得很顺利。3月23日,恶鸟就告诉我他已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避孕药和春山矿难》和《在美国钓鳟鱼》策划出版一事达成了一致。现在,这两部布劳提根最重要的作品便要在中文世界里首次正式出版了。这让我不由想起布劳提根作品在美国的主要传播者约翰·巴伯先生在介绍布劳提根时,写下的句子:“他以其超然的、匿名的第一人称视角,自传体的散文风格,靠想象力和隐喻推动的异于常规但生动形象的松散叙事结构而闻名。”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和陈汐翻译的时刻,被我们理解,也像发丛中点燃的火柴一样,深刻改变了我们的写作。

布劳提根死后,出于某种追忆,他们的一些朋友曾经去过他的房子探访。那个地方依旧被警方查封。他们爬上二楼的露台,从窗口往里看。他们清楚地看到布劳提根尸体蚀刻在地板上的痕迹。布劳提根的尸体膨胀、液化,渗入木板,在木头上,留下一个模糊的身体的影像。

他的朋友,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迈克尔·麦克卢尔,看到了老朋友举起左轮手枪塞进自己嘴里时所在的地方;转动,他也看到了布劳提根最后看到的事物。十几年后,当他再次想起此事,他慢慢举起自己的手,食指伸长像一把枪的枪管,泪就从眼睛里涌出。


就像电影里的鬼魂一样,布劳提根的形象大概会永久地盘桓在这座古老的木屋里。据说房屋的新主人试图擦掉地板上的印记,但化学溶剂或清洁剂都竟然无效。最后,他们不得不租用砂带磨光机去擦除这位诗人最后留给世界的有形记忆。美国小说家肯·凯西(Ken Kesey)称布劳提根为“美国的松尾芭蕉”(an American Bashō)。“此后五百年,”肯·凯西说,“当我们所有人都被遗忘,人们还在阅读布劳提根。”

【注释】

1黑古一夫:《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

2林少华:《人生旅途中的风吟(译序)》,《且听风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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